对扬州市检察院吴毅刑事申诉审查结果的辩驳意见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前期，吴毅已经向扬州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材料，详细说明了吴毅的申诉请求和依据、理由，但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出具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认为吴毅的申诉理由不成立，通知对申诉不予支持，予以审查结案。
《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不支持吴毅的申诉，答复了如下理由。这些理由，明显理据不足，强词夺理，丝毫无法彰显检察监督工作的客观公正，无法令申诉人信服。现针对其理由，一一辩驳如下：
一、《通知书》说：申诉人提出原案判决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讯问笔录复印件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却未提供提审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取证的合法性，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当排除。经查，第一，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办案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一审庭审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均证实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提审时侦查人员不在现场，不存在逼供、诱供情况，且讯问笔录也经申诉人核对后签字、捺印，该份笔录取得合法，不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１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２０２条均将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在侦查阶段，而在其他诉讼阶段均未规定，因此，在审查起诉时未对申诉人的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不违法，申诉人的此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和依据是：
１、关于第一条理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办案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一审庭审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均证实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提审时侦查人员不在现场，不存在逼供、诱供情况，且讯问笔录也经申诉人核对后签字、捺印，该份笔录取得合法，不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首先，申诉审查部门单凭省检审查批捕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扬州市检察院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认定“侦查人员不在现场”，根据是不确实不充分的，这种“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违法”的证明方式，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以此认定事实违背人类基本的理性，违背现代司法文明。
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不得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
再次，市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所言与省检《情况说明》所言，存在直接的矛盾：市检侦查人员出庭时，明确否认他们曾跟随省检审查批捕提审人员去过看守所，称是省检人员自己去的，但省检《情况说明》中则说，市检侦查人员只是给吴毅倒了一杯水。由此可见，在“侦查人员在不在现场”的问题上，省检提审人员和市检侦查人员中至少有一方在说谎，在提供假证明。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申诉中对此情况视而不见，不加审查判断即轻信他们说法的真实性，仅凭存在重大相互矛盾且属于“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违法”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和省检提审人员《情况说明》就断然作出“侦查人员不在现场”的结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２、关于第二条理由（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１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２０２条均将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在侦查阶段，而在其他诉讼阶段均未规定，因此，在审查批捕时未对申诉人的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不违法，申诉人的此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１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２０２条确实均将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在侦查阶段的条文当中，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审查批捕讯问不需要录音录像的依据：
（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是“总则”，其中第六章规定了“强制措施”；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遍“执行”；第五编“特别程序”。从立法体例和司法界、法学界共识来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都应当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而包括审查批捕在内的强制措施的提请、审查、批准和执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而是为保证诉讼正常进行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实施的强制措施，它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既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也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还可以在审判阶段适用，因此规定在刑诉法“总则”编。因此，该条理由中将审查批捕认定为一个诉讼阶段，并拿来与“侦查阶段”相对照，其论理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
（２）为保证侦查活动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请、审查、批准、执行逮捕的程序和措施，是在侦查过程中进行的，且受其目的决定，应当属于侦查阶段的一部分，检察机关的介入审查批捕体现的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配合和制约，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刑诉法原则的直观体现。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和起诉”第二章“侦查”第一节“一般规定”的开篇第一条（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最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现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在进行侦查、收集、调取证据中，“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体现的正是逮捕程序附属于侦查阶段，而不是独立于侦查之外的诉讼阶段。因此，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录音录像，附属于侦查阶段的审查批捕的讯问也同样应当录音录像；因此，《刑事诉讼法》只需要将录音录像规定在侦查阶段即可，而不需要将其也规定在“强制措施”所处的“总则”编里。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由于是依照《刑事诉讼法》提供的框架所制定，故遵照刑诉法的体例，也将讯问录音录像规定在侦查阶段，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在审查批捕环节重复规定。
（３）除上述理由和依据以外，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审查批捕环节讯问也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还同时为最高检发布的以下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曹建明检察长代表最高检所做的公开讲话所印证：
１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零二条：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此处规定的是“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明确了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是“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而不仅仅是“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样应当适用。
２最高检２００５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讯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
最高检发布的这一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规定，所用的字眼也同样是“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且进一步强调是“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讯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更加明确了同步录音录像不仅限于侦查人员提审时，而是在办理案件的每次讯问时。
３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发布了《关于在看守所设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室的通知》（高检会［２０１２］７号），规定：“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６条、第１２１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在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中讯问在押职务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进行，并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保证人民检察院讯问在押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看守所可以设置由人民检察院相对固定使用的讯问室，配置录音录像、信息网络传输等设备”。
省检审查批捕人员提审吴毅是在２０１３年１月７日，此时据文件发布已经３个月，理应已经设立了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室，因此说没有同步录音录像既违反最高检的规定，也不足信，只能说明讯问确实存在违法，因此才宁可说没有录音录像，也不敢拿出录音录像。
４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报刊《检察日报》（该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第２版）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报道：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最高检明确要求各地做到：三个毫不例外，即：不论东部、中部、西部，不论哪一级检察院，都毫不例外按照‘三全’（全部、全程、全面）要求实行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不论大案、小案或者哪一种性质的职务犯罪案件，都毫不例外按照‘三全’要求实行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不论是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讯问，都毫不例外按照‘三全’要求实行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不仅有效防止了检察人员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切实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推动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而且大大促进了检察机关文明办案作风的养成。”
最高检的上述要求，据多方询证，是有正式文件下发的，是有明确规定的，只不过没有向社会公布而已。但最高检对此毕竟是有明确规定的，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下级检察机关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即属违法。
５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报道，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在２０１４年７月青岛举行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对此问题做出了进一步明确和强调：“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到凡接触犯罪嫌疑人必录、凡讯问必录、凡搜查必录，坚决杜绝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问题。”
曹建明检察长的上述讲话，是最高检对全国检察机关作出的明确要求，是曹建明检察长代表全国检察机关对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对最高检发布的关于检察机关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的适用范围所作出的最权威的解释，任何下级检察机关无权作出意在缩小讯问全程录音录像适用范围的其他解释。
（４）从立法目的上讲，法律之所以规定并要求严格执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为了保证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和结果（讯问笔录）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其合法性，防止非法证据进入法庭成为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依据。但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对被告人据以定罪的口供均来自侦查人员的讯问笔录，而不是审查批捕人员的讯问笔录。但吴毅案在案的侦查人员讯问作有罪供述的笔录均已经在一审阶段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因此原案判决为了将吴毅入罪，才不得不拿审查批捕阶段的讯问笔录，牵强附会地作为定罪证据。但是，从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目的上考察，只要是作为证实被告人有罪的讯问笔录，就都应当有同步录音录像，否则就无法证明其合法性，关于这一点，侦查人员讯问录音录像和审查批捕人员讯问录音录像，没有分别，因此，扬州市检察院所持的“审查批捕讯问不采取同步录音录像不违法”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
二、《通知书》说：申诉人提出因自己经常外出，会提前签好空白的结算支付凭证给朱蓓娅备用，不能排除朱蓓娅单独作案或与他人共同作案的合理怀疑，经查，首先，朱蓓娅是办理退保业务的经办人，吴毅是退保业务的具体审核人，书证证明虚假的结算凭证后均无附件材料，但有吴毅、朱蓓娅签字，并盖有社保专用章，而相关证人证言证实吴毅分管社保业务，有条件直接用章；另证实社保科对无附件材料的结算凭证不予盖章。故骗取退保金的行为系二人共同配合实施完成。其次，吴毅在近一年内对３９张虚假结算凭证不作审核就签字同意，事后还分得钱款，主观上有与朱蓓娅共同骗取退保金的故意。第三，如上所述，朱蓓娅即使持申诉人提前签好但没有加盖社保专用章的空白结算凭证，在无附件的情况下也无法盖到章，无法领取到退保金。申诉人的此项申诉理由不成立。
我们认为，上述三条理由均不能成立：
１、关于第一条理由（朱蓓娅是办理退保业务的经办人，吴毅是退保业务的具体审核人，书证证明虚假的结算凭证后均无附件材料，但有吴毅、朱蓓娅签字，并盖有社保专用章，而相关证人证言证实吴毅分管社保业务，有条件直接用章；另证实社保科对无附件材料的结算凭证不予盖章。故骗取退保金的行为系二人共同配合实施完成）：
首先，即便吴毅有条件直接用章，也不能证明章就是吴毅盖的，就如同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有条件接触被害人的不可能都是杀人犯，有条件实施行为和客观上实施行为没有必然联系。
其次，所谓“另证实社保科对无附件材料的结算凭证不予盖章”，这一点，综合在案证据，事实上根本不能证实。在案有大量证据指向社保科对社保专用章盖章事宜把关不严，漏洞很大，不仅社保专用章平时就放在社保科的桌子上，无专人管理，而且只要看到结算凭证上有吴毅的签字，并不对附件材料进行细致审查，社保科就会给盖章：
１、朱蓓娅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询问笔录》（侦查卷１０３页）：“我２００８年才接手办理退保业务，一开始办理时要求很严，既要材料齐全，也要核对人头和金额，不可能作假，后来要求就越来越松了。”
以上朱蓓娅的供述，足以证实社保科对退保业务的审核是很松的，是存在漏洞的，是可以作假的，朱蓓娅作为退保业务经办人，对此心知肚明。
２、社保科科长范巍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侦查阶段《询问笔录》（侦查卷第１８７页）证实：社保业务章在社保科管理期间，只是放在社保科的办公桌上，也没有专人保管，盖章比较随意，退保经办人（即朱蓓娅）到我们社保科来盖章，我们社保科只要看到吴毅在结算凭证上签批过了，就会盖章。
范巍的上述证言，足以证实社保科对社保专用章的管理十分松散，因为没专人保管，平时放在社保科的桌子上，盖章很随意，朱蓓娅来盖章，他们只看有没有吴毅签字，其他不管。（且，这里讲的是仅他们看到朱蓓娅来盖章时的情况，由于章无人保管，放在桌子上，朱蓓娅作为经常出入社保科的人，也就无法排除她趁社保科办公室内无人时或趁人不注意时自己偷偷盖章的可能性。）
３、社保科人员韩玉珍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询问笔录》（侦查卷第２０８页、２０９页）证实：她在朱蓓娅拿来的退保结算支付凭证上加盖业务章时，“我只要看到结算凭证上有朱蓓娅和审核人吴毅的签字，另外还要看一下有没有相关附件资料之后我才会加盖章”；（２０８页）“我在盖章的时候并不对资料的实质性进行审查，因为结算是朱蓓娅负责的，审核是吴毅负责的，我只要看到有他们的签字和相关附件，我才会盖章。我盖章的审查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也没有要求我们审查过这项工作的申请材料。”
韩玉珍的证言证实她们在为朱蓓娅盖章时也主要看结算支付凭证上有无吴毅的签字，对附件材料根本不去仔细审核，这样就无法排除朱蓓娅用伪造的附件材料蒙混过关的可能性。
上述证人和被告人都是直接保管或使用社保章的人，她们的上述证言或供述的存在，已经足以说明，扬州市检察院在审查本案时所作出的“另证实社保科对无附件材料的结算凭证不予盖章”的论断，实在是无视证据睁眼说瞎话，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２、关于第二条理由（吴毅在近一年内对３９张虚假结算凭证不作审核就签字同意，事后还分得钱款，主观上有与朱蓓娅共同骗取退保金的故意）：
３９张用于骗取退保金的上之所以都有吴毅的签字，一是因为没有吴毅的签字根本就无法拿来骗取退保金，二是因为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两年间，吴毅受单位领导安排，为了避免在自己因事外出时无法审核签批退保申请材料，每次外出前都会为负责办理此项业务的朱蓓娅签好预留几张空白的结算支付凭证，以此保证朱蓓娅可以及时顺利地为申请人办理退保业务，该项事实有吴毅的供述和朱蓓娅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朱蓓娅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将吴毅每次预留给她的签好字的空白结算支付凭证结存下来用来实施骗保。扬州市检察院审查吴毅的申诉时无视这一事实，仍旧把退保结算支付凭证上有吴毅的签字作为认定吴毅参与骗保的依据，而把有充足证据证实的其他合理可能性弃置不顾，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所谓吴毅“事后分得钱款”，这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吴毅在本案一审、二审和申诉过程中一直否认的事实，吴毅及其辩护人之所以一直主张对其审查批捕讯问笔录作非法证据排除，也正是因为该笔录中存在这样的不实内容。而扬州市检察院审查申诉结果《通知书》竟然把争议焦点事实作为论证吴毅有贪污故意的根据，这是一种明显的循环论证，丝毫不讲逻辑，实属无理纠缠，混淆视听。
３、关于其第三条理由（如上所述，朱蓓娅即使持申诉人提前签好但没有加盖社保专用章的空白结算凭证，在无附件的情况下也无法盖到章，无法领取到退保金）：
关于没有附件，朱蓓娅能否盖到章，前面已经详细列举了朱蓓娅的在案供述、范巍、韩玉珍的证言，足以证实即便没有附件，朱蓓娅也完全有机会盖到章，因此这一理由也完全是在凑数，根本没有确实根据。
三、《通知书》说：申诉人提出原案判决不予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的２００８年朱蓓娅单独骗保１０余万元的事实，是放纵犯罪。经查，公诉机关指控２００８年申诉人和朱蓓娅共同骗取退保资金共计人民币１０７８０５．５３元，因只有朱蓓娅的供述和相应书证，认定二人共同贪污的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该笔事实作出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的判决正确。申诉人的此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自本案侦查阶段后期开始，朱蓓娅在证据面前，对２００８年自己参与贪污１０７８０５．５３元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时有其实施骗保的相关书证予以佐证，事实极为清楚，证据极其扎实充分。原审判决和扬州市检察院审查本案申诉时，竟然以没有证据证实吴毅参与共同骗取这１０７８０５．５３元，就作为同时也不认定朱蓓娅贪污的理由，其逻辑显然是在共同犯罪中只要认定其中一个共犯参与犯罪证据不足，对证据充足的共犯也不能认定，实在是缺乏起码的法律常识，一个市级检察院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中作此论述，难免遗人笑柄。
四、《通知书》说：申诉人提出多开具发票到单位报账是用于单位公务，不构成贪污１１０００元犯罪。经查，申诉人请扬州天地酒业有限公司、扬州风正经贸有限公司多开具烟酒发票拿到单位报账是事实，多开发票是支出公务活动中无法列支账目的辩解无其他证据佐证，申诉人也提供不出证明用于公务支出的证据。申诉人的此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尽管申诉人吴毅因为法律和证据意识不强，没有保存为单位公务支出的有关证据，但是，吴毅在本案一审、二审和申诉中，对这些支出的成因和去向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在二审时也向法庭提供了可证明部分费用支出去向的证人线索（但司法机关未去调查核实）。而且，其在担任扬州市人社局新城西区办事处筹备小组负责人及办事处成立初期，因为业务数据采集交接问题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基层村委的帮助，客观上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但当时人社局没有及时给筹备组拨付筹备费用，导致筹备过程中吴毅需要自己垫付费用，而且这些费用支出又因为财务政策无法在单位账目中列支，吴毅没有办法才只能采取虚开烟酒发票的方法以冲抵这些费用。我们认为，吴毅的上述辩解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构成吴毅虽多开发票报账但并非贪污的合理怀疑，依照刑诉法第五十三条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仅有多开并用来报销的发票这些间接证据，在吴毅否认贪污且能对这些指控证据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对其定罪，是违背刑诉法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吴毅申诉案时，没有切实履行审查监督职责，更没有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吴毅的申诉被驳回是必然的。但我们相信，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态度和认识不应当代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认识和态度，更不应当代表整个中国检察系统的态度和认识。我们相信，面对我们的申诉，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不会像扬州市人民检察院那样，为了遮盖一案之丑而不惜牺牲整个检察机关的公正形象，不会为了掩饰一个错误而不惜再犯一连串的错误，不会视法律和最高检的规定为无物，一定会切实担负起检察机关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兑现党向人民作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诺言！
申诉人：吴毅
申诉代理人：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 窦荣刚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